杜书瀛教授撰著《从“诗文评”到“文艺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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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重点教材”

题记

    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人们创造了五千年以上的灿烂文明，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丰富多彩的审美文化，包括中华诗文。从中华诗文产生之日起，几乎就有了人们对诗文的思考和评说，它绵延数千年，辉发着中华民族审美心理结构的特殊光芒，并且逐渐形成一种独立学问或学科，这就是萌芽于先秦、成立于魏晋、命名于明清的古典形态的“诗文评”，而发展到二十世纪又成为现代形态的“文艺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或者按照今天的惯常说法，给这种独立学问或学科一个古今适用的名字“中国诗学文论”——此处之“诗文”，取其广义，既包括古典形态的诗、词、文、曲……也包括现代形态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影视文学、网络文学……总之，即今人通常说的“文学艺术”；而所谓“诗学文论”，也即以广义的“诗文”为对象的鉴赏批评和理性思考。本书的宗旨，就是考察中国三千年诗学文论之演化轨迹，看它如何既携带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又吸收外来优秀学术思想从“古典”走进“现代”，并以新面貌迈向二十一世纪。
    然而，与通常“文学批评史”相比，此书可谓是别样解读，甚至可能是“另类”解读。
                                        ——杜书瀛

目录

高建平序 ：从中外古今的大视野看中国文论      

前  言

第一编  “诗文评”论
第一章  论“诗文评”及中西诗学文论的根本差别
    第一节 “诗文评”由来
    第二节 “诗文评”作为中国古代评文说诗的特殊学问或学科
    第三节 中国“诗文评”不是西方“文学批评”：二者似是而非
    第四节 略窥“诗文评”的民族徽章和印记
    第五节 透过“诗文评”的外在风貌往里瞧，还能窥见什么
    思考题
第二编  “诗文评”史论
第二章  中华审美文化和审美心理结构之雏形
    第一节 早期中华审美文化掠影
    第二节 抒情传统
    第三节 质朴隽永的审美风格
    第四节 温柔中和的审美心态
    第五节 美善合一的审美趋向
    第六节 “赋比兴”的审美旨趣
    思考题
第三章  周秦两汉：“诗文评”之孕育
    第一节 散见于各类著作中的片言只语
    第二节 萌芽期的“三个代表”
      《尚书》“诗言志”：“开山纲领”
       孔子论诗：儒家诗学元点
      “季札观乐”：开多派诗评之先河
    第三节 “爱”与“恨”和“贬”尖锐的对立
        ——儒墨法道对“诗”的不同态度
       儒家“爱”诗
       墨家法家“恨”诗
       老庄“贬”诗
    第四节 娘胎里定尊位
       ——汉代独尊儒术与主流诗学文论思想的确立
      由“独尊”现象引发的思考
      “独尊”的形成和根据
      汉代儒家诗学文论渐成主流
      思考题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诗文评”学科之辉煌登场
    第一节 “诗文评”学科诞生的标志
      独立的论著和专门的论家
      独立的对象和特定的内容
      特定范畴、术语和语码系统
      足够量的实践和成果
    第二节 审美的自觉和“文的自觉”
      维持“诗文评”生命存活的空气和水
      魏晋：审美自觉和“文的自觉”时代到来了
      “文的自觉”——对诗文认识发生质的变化
    第三节 “诗文评”学科诞生和繁荣的机缘
      社会动荡而精神宽松
      玄学兴盛及精神解放
      佛学东来的催生作用
    第四节 伟大的形式运动
      形式问题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核心问题
      “文”即形式：魏晋南北朝时期普遍的形式自觉
      “四声”的发现、应用和伟大的形式运动
      思考题
第五章  唐宋金元：“诗文评”并非“衰落”而是“隆起”
    第一节 从“唐宋变革”论说起
      “唐宋变革”论
      概说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铃木虎雄的论断与史实不符
    第二节  对偶说之创立及律诗之形成：形式运动的延续
      两股强大的传统
      “对偶说”的创立以及由此直接促成律诗的形成
      律诗与“唯美派”杜甫及其他
     第三节  “诗有三境”说：“意境”理论的起始
      王昌龄的“诗有三境”
      “意境”说的发展
      “意境”之我见
    第四节  诗话时代来了
      诗话时代略窥
      欧阳修和《六一诗话》
      张戒和严羽
    第五节  评点源始
      说“评点”
      吕祖谦《古文关键》
      吕祖谦之后“评点”的发展
      思考题
第六章  明清：“集大成”·走向“终结”·酝酿“新生”
    第一节  明代的贡献
      “诗文评”在明代正式得名
      鸟瞰全貌
      阳明心学和王门后学的巨大作用
    第二节  清代“诗文评”之“集大成”：略述几个代表
      小序
      清代诗学一般情况掠影
      叶燮
      小说评点：金圣叹
      曲论：李渔
    第三节  地火在运行
      地火从“天”来
      对于中华帝国，这是些“要命”的观念
      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
      思考题
第三编  从“诗文评”到“文艺学”之蜕变论
第七章  从“诗文评”向“文艺学”的转化
    第一节  起点：梁启超、王国维和他们的同道
      梁启超
      王国维
      梁、王的同道
      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第二节  “五四时期”
      在激烈的批判中塑形
      “文学概论”
    第三节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成型
      大批论著标志着文艺学基本成型
      苏俄和西方论著的译介
      需要特别关注的几件事情
    第四节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定格”
      “文艺学”术语的出现
      理论的“定格”
    第五节  新时期：突破
      突破，或者叫“反叛”
      “文学理论”或“文学原理”
    第六节  转化中的种种问题思考
      “混血儿”再思考
      学术范型的变换
      转化中的“批判继承”和“抽象继承”
      站在社会历史文化的维度上看待“文艺学”
      启示录
      思考题
附  录
   一、从石器上看审美的萌芽
   二、面对传统：继承与超越
   三、伟大的学界革命家梁启超
前  言
（一）我为什么要写《从“诗文评”到“文艺学”》
    十几年前，我和文学研究所的老同事及青年学者合作，编写了一套《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印行。在该书的《全书序论》中我曾写道：“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是由古典文论的传统的‘诗文评’学术范型向现代文艺学学术范型转换的历史，是现代文艺学学术范型由‘诗文评’旧范型脱胎出来，萌生、成形、变化、发展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论在外力冲击下内在机制发生质变、从而由‘古典’向‘现代’转换的历史，是学术范型逐渐现代化的历史（现在正处在这个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之中）。这是中国文论历史性的转变和发展。”
    那套书虽然共有四部计约一百三十万言，仅《全书序论》也写了五万余字；但从脱稿那天起，我就强烈感到意犹未尽。因为该书着重论述的仅是“二十世纪”百余年来的文艺学学术史，考察的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古典形态的“诗文评”走向终结并在外力冲击下向现代形态的“文艺学”的转化，是现代形态的“文艺学”如何脱胎成形、发展变化的进程。虽然考察百年文论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的文艺学建设是十分重要的，但却远远不够。以我的粗浅研究，现代文论的传统基因要古老得多，它的根子扎得应该更加深远和宽阔，虽然人们容易看到的是它百余年来接受外来激发和吸收外来因素发生的巨大变化，但从深层次看，更应该着重考察的是它如何携带着从娘胎里带来的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诗学文论传统（这种传统也许人们习而不察，它潜移默化地渗透进现代文论思想），从古代走进现代，走向新世纪。当时我们也曾打算往古代追索，但由于论题的限定，没有实行；只是意识到从“诗文评”到“文艺学”的蜕变并非一时之功（它绝不是在一百年前的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某一刻骤然发生的），而是有着相当长的“前导”和“预热”过程，因而在构想和策划全书结构时我就把该书第一部主题设定为“蓄势”，即论述“蜕变”之前如何“积蓄势能”的情形——这样，“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并未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古代诗学文论向现代文艺学明显“蜕变”的那一刻讲起，而是往前追述了一百来年，追述到清代中后期，探索了它的“学术前史”。但，这远远不足以表现它的根系绵远悠长。因此，我当时就设想，在将来某个时候一定要把“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往前延伸，探索整个中国诗学文论从古到今的演化历程，找到“诗文评”的深厚根基，以及从“诗文评”向“文艺学”顺理成章的蜕变机缘。过了几年，当我手头的其他学术工作（价值美学研究、李渔研究等）告一段落，终于立了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课题，名为：《从“诗文评”到“文艺学”》。
    这项工作进行了好几年。从对象和内容说，我的研究看似面向过去、面向古代、面向已逝的几千年，好像不食现实烟火；其实我的眼睛始终盯着当下、盯着未来、看着二十一世纪。我的真正着眼点是如何汲取数千年传统而进行今天的文艺学建设，看看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诗学文论传统在建设今天的文艺学时发挥怎样的作用和怎样发挥作用，也看看外来元素如何同中国元素相融汇、相结合；我特别关注未来的文艺学走向，看看以数千年资源滋养起来的中华民族的文艺学，将会以何等面目迈进二十一世纪世界学术之林——我所企望的是，在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世界格局中，中华民族文艺学既与世界学术息息相通、又能够走出中华民族自己的路来，而不是像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刚刚改革开放那几年那样，总是跟着别人的屁股，踩着别人的足迹，说着别人的话语。
（二）为中国古代诗学文论正名
    当我实实在在踏入中国古代诗学文论这片深厚、富饶而广袤的大地，所接触到的许许多多相关古典文献资料和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某些学者写的题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或《中国文学批评》等研究著作，不断使我产生这样一个疑问：以“文学批评”称谓中国古代诗学文论是否得当？这是在我探索中国诗学文论古今演化道路上出现的第一个重大问题。
    无疑，想弄清中国古代诗学文论的传统面貌和特点，就得仔细深入地研究它，不惜痛下解剖刀，将它从皮肤到骨骼、从四肢到内脏都检索梳理明白。我得老实承认，由于个人才力所限，我虽下了些功夫，至今却仍然不能说对中国古代诗学文论已经摸透。但我还是要锲而不舍探索下去。
    经过反复考虑，我觉得我的研究课题应该首先从“正名”开始——对某些学者给予中国古代诗学文论的这种“文学批评”的称谓进行辨析，予以“正名”。《论语·子路》记孔子言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在一定情况下，“正名”的确重要，“名”之不正，则其“所指”即混淆不清，而且牵扯到随后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无所措手足”。祖孔老夫子“名正言顺”之意，我要还中国古代诗学文论一个它本来就有、并且与其“出身”、“成分”、“品性”相符的名字。某些中国学者称谓中国古代诗学文论为“文学批评”，称中国古代诗学文论史为“中国文学批评史”，这“文学批评”的用语直接关系到对中国古代诗学文论的基本面貌和主要特征的把握。越是深入研究，越是觉得应该对“文学批评”是否真的能够准确把握中国古代诗学文论之精髓，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我认为正是因为“文学批评”与中国古代文论名不副实，所以一段时间以来常常造成一些读者甚至业内人士的某种认识偏差。
    “文学批评”这一名称，如朱自清先生早已指出的那样，是“文化舶来品”。我必须说明：引进西方学术观念和学术名称，一般而言，当然是应该的、必要的，也是有益的。对于中华民族同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思想交流、学术交流，我举双手赞成。我们必须向全世界开放文化、开放思想、开放学术，同时也学习和吸收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优秀文化、优秀思想、优秀学术。在我看来，文化、思想和学术虽有民族秉性、民族特点，但其传播和交流却是“超民族”、“超国家”的，是可以跨越国界的，不受民族疆域局限的；历史一再证明，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学术文化，总是从交流、交融中得益并发展繁荣。在全球化时代尤其如此。但是，这只是学术文化交流的一般情况和正常情况，其前提是在交流中，各民族学术文化都能保持和发扬自己的优秀传统，而绝不是有意或无意地互相损害以至丧失这种传统；在这个基础上，各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启发、互相吸收、互相促进、取长补短，才能激发学术创造的生机，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如果引进的外来学术观念和学术用语不能有益于发扬和展示本民族学术文化的优秀传统和基本品格，甚或模糊、掩盖以至抹杀了这种传统和品格，那就需要慎重考虑这种引进是否得当。中国古代诗学文论本有自己的名字，叫做“诗文评”。而“诗文评”，根据我的研究，它充分表现着古代中华民族学术文化本身的固有品格和优秀传统，它与叫做“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西方文论有着巨大的甚至本质的区别。用“文学批评”的称谓取代中国古代诗学文论“诗文评”的称谓，处处以西方的眼光和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的诗学文论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中国古代诗学文论自身的品格和传统，甚至“宰割”它，使它变形、变味儿。所以，在论述中国古代诗学文论的时候，我主张最好还是恢复中华民族自己的本来名字“诗文评”，使人们时刻意识到“诗文评”所蕴涵着的中华民族自己的特色和优秀传统，并且充分保护和发扬这种民族特色和优秀传统。
    在本书的第一编（第一章），我详细考察了“诗文评”的由来和特性。我坚定地认为，不弄清“诗文评”由来、内涵和特性等，就说不清中国古代诗学文论的内在筋骨和外在风貌。因此我花了相当大的力气去探索“诗文评”作为中国古代诗学文论特定形态的的种种问题：摸清它何时孕育萌发，何时正式成立，何时得以命名；我还将中国古代诗学文论与西方诗学文论比较，努力考察它的民族特色，力图从外到内，翻箱倒柜地去探索它具有怎样的与西方不同的特征和品格，从民族文化根性上去解剖它为什么会具有这样的特征和品格。在我看来，以往学者没有给予应有关注的“诗文评”这个称谓，却是中国古代诗学文论的关键性概念；我也以它为本书的支柱性范畴之一。
（三）先秦至两汉：中国古代诗学文论的孕育
    接下来，在第二编（第二章至第六章）我考察了“诗文评”（中国古代诗学文论）的历史发展。仅以现有的资料来看，从萌芽至成熟，它走了差不多三千年的路程。
   它的萌芽在先秦，孕育在两汉。
    最早，中华民族先民们的物质实践活动、精神实践活动与审美活动是混沌一体的，后来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这种审美活动才慢慢趋向独立；具体说，在距今三千至两千年左右的历史阶段，先民们的审美活动仍然处在尚未完全独立而走向独立的过程之中——如《诗经》、楚辞、《左传》、《国语》、《尚书》、诸子散文等等，可视为走向独立过程中的代表性作品，但它们仍然不能说完全是独立的审美活动的产物，因为那时人们常常看中诗的政教、外交和实用功能。最典型的莫如孔子所谓诗可以兴、观、群、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等，以“用”为目的；这种观点，走到极端，即否定文艺，如墨子就是从有用无用、有益无益的角度来看待诗乐舞，得出与先秦儒家相反的结论：“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非乐》）墨子认为“乐”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坚决主张“非乐”。法家韩非《五蠹》中也是从“利”与“用”出发反对文艺，认为“儒以文乱法”，“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老庄则从道法自然、清静无为的哲学态度出发，对“诗”予以贬斥。
   总之，不管是儒家、墨家、法家，他们都主要是从有用无用、有益无益的角度而不是从审美的角度看待诗乐舞，所以审美在那时尚不具有完全独立的性质。[①]至于《左传》等历史散文、诸子哲学散文、《尚书》等实用散文，就更明显地表现着非审美性质（毋宁说将它们视为“美文”是今人的观点）。
   然而，就是在走向独立的审美实践中，也开始逐渐萌芽着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审美心理结构。例如，仅从先秦诗文来看，逐渐形成重于抒情的审美习惯，简约而质朴的审美风格，温柔中和的审美心态，结合政教作用而注重修身养性、培育德行的美善合一之审美趋向，以及“赋比兴”的审美旨趣……可以说，这一切因素相融汇，构成了当时处于雏形状态的中华民族审美心理结构。
    在这样的审美心理结构的形成过程之中，人们也开始对自己的各种审美实践活动及其作品（如诗文）进行思索、表达感悟、加以评说，但那时它们大都夹杂在其他论著中而没有独立成篇——人们可以从《论语》、《尚书》、《春秋左传》、《老子》、《庄子》、《孟子》、《荀子》等等著作中找到谈论诗文和审美现象的文字。这就是中国古代诗学文论的萌芽。
    直到汉代，虽然审美活动及诗文作品已开始具有比较明显的独立性质（汉赋、乐府诗等等），人们对诗文的思索、感悟和评说也有重大发展，甚至渐成规模，但这些思索、感悟和评说，除了极少数单篇作品如《诗大序》、《礼记·乐记》[②]之外，仍然大都附庸于其他著作之中而并无独立地位。
    但是，从那时人们夹杂在其他论着中涉及诗文的片断感悟、议论、评说来看，已经蕴含了后来“诗文评”（中国古代诗学文论）作为一门学问或一个独立学科的许多基本因素，甚至具有了它的初级形态。
（四）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学科的“诗文评”之诞生
    我认为“诗文评”（中国古代诗学文论）作为一门学问或学科正式成立是在魏晋南北朝，虽然此时还没有“诗文评”的名称。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文评类小叙》中说：“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师承，为例各殊。”所谓“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就是对中国古代诗学文论作为一门学问或学科诞生（正式成立）的判定；而这个判定，我认为是符合事实的。其标志是：
    专门的文论家和独立的文论著作扎堆出现；
    这些论著有自己特定的对象；
    这门学问或学科的特定术语（概念、范畴）和系列语码已经形成并广泛使用；
    尤为显著的是，审美的自觉和“文的自觉”（鲁迅语）达到空前的高度。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自东汉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古代诗学文论吸收佛学思想的新鲜血液，获得长足的突破性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很快达到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第一个繁荣期。
    关于审美的自觉和“文的自觉”，我想多说几句。
    其一，在审美实践和文学艺术创作方面，对社会美和人物的品鉴、对自然美的鉴赏和山水诗的出现是审美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显着标志之一。
    在人类历史上，审美行为和审美意识，其最先似乎开始于不知不觉之中，夹杂于生产劳动、祭祀仪式、原始宗教等等活动之间；后来，随着人类物质实践活动和精神实践活动的发展，审美活动渐趋独立，对社会事物和自然事物（包括自然山水和人体自身等）自觉地、有意识地、独立地进行审美，渐次发生、发展，以至完全成熟，自成一家。它的完成，在中国大概是魏晋南北朝时候的事情。
    这首先表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人自身和社会事物的审美品评。它的源头，应该始于东汉末年汝南地区许劭、许靖兄弟主持的“月旦评”，就是每月初一品评人物道德品行。进入魏晋南北朝，“月旦评”更加显露出并增强了明显的审美意味，《世说新语》中大量记述人物品评的言论，大都属于审美评判。
    随后，自然美的鉴赏也大量出现，《世说新语》中就记述了许许多多有关自然美的品鉴和欣赏以至陶醉的故事。与之相应，山水诗也开始出现。晋末宋初的谢灵运是中国第一位山水诗人，他的许多山水名句如“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白石抱幽右，绿筱媚清涟”、“池塘生春草，园柳变呜禽”、“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等至今脍炙人口。
    对社会美和自然美的鉴赏以及山水诗的出现，审美意识在社会各个方面广泛渗透，整个审美文化的相对高度发达，标志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审美文化史发生了质的变化：审美活动作为一种独立的精神实践活动走向成熟的时代开始了。这是一个重大飞跃。它为“诗文评”学科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其二，对审美活动和诗文（今天我们所谓“文学艺术”）审美特质的思考和认识，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首先是昭明太子萧统《文选序》强调“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之后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则更明确地阐述了“文”的特性是“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等等，都表明对文艺审美特性的思维达到空前的高度。
    “四声”的发现和对诗文形式的论述，在中国古代审美史和文论史上更是一个伟大创造。
    中国古代诗学文论的许多重要命题、重要范畴也在这个时期被逐个提出，并得到比较充分的、符合那个时代特点的阐述，如“文以气为主”、赋比兴、神思、风骨、情釆、滋味……
    上述这一切，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具有重要意义，影响深远。同时，它们也表明：“诗文评”（中国古代诗学文论）作为一种学问或学科在魏晋南北朝的诞生，是一件势在必然的事情。
（五）唐宋金元：繁荣而非“衰落”
    魏晋南北朝之后，“诗文评”（中国古代诗学文论）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携已有的成果继续前行。隋代王通《文中子中说》之论诗论文，自有其独到之处，对唐代之“诗文评”深有启示；唐代诗论家借用佛教中“境”的观念提出论诗的一些新思想，例如皎然《诗式》之论“取境”，特别是王昌龄《诗格》，提出“物境”、“情境”、“意境”之“三境”说，吹起一股新鲜的诗论之风：

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王振复发表于2006年第2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唐王昌龄“意境”说的佛学解》一文认为，王昌龄所言“物境”、“情境”与“意境”的“诗有三境”说，指的是中国诗歌的三种审美心理、品格与境界，而作为第三种品格与境界的“意境”，主要是对于禅诗而言的。他特别论述了佛学“境”、“意”、“三识性”与王昌龄“三境”说之渊源关系。
    此外杜甫《戏为六绝句》（“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等），韩愈《荆潭唱和诗序》（“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送孟东野序》（“不平则鸣”），白居易《与元九书》（“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文章何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等等，虽同唐代审美、文艺之大繁荣比较，似不相称；但它们也都是与其时代相宜的文论思想。
    隋唐之后，到宋代，“诗文评”（中国古代文论）进入第二个繁荣期——这与日本学者铃木虎雄所谓中国古代文论“衰落于唐宋金元”[③]的论断相左。
    诚然，文论的繁荣并不一定与经济的繁荣、政治的强盛同步，有时（甚至常常）看上去也不与文学艺术的繁荣相匹配。这就是历史上常常发生的理论与实践的“不同步”，或者说理性思考对于实践活动的“滞后”现象。因为一般而言（不论从逻辑上说还是从历史上说）理论总是出现在实践之后；没有实践，哪来的理论？所谓理论的超前，只是在已有实践中产生的理论基础上对未来所作的推测，而这样的推测总是带有乌托邦性质，甚至本身就是乌托邦。《礼记·礼运》中所描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种大同世界，就是那个时代的典型的乌托邦。文学艺术实践与人们对它的理性思考、感悟和评说之间，也是如此。例如，唐代经济、政治高度发展，文学艺术（诗、文、书、画、乐、舞等等）也高度繁荣，但相对而言文论却似乎赶不上当时的文学艺术本身的发展，显得“不匹配”，表现得“不尽如人意”——这在后代的某些研究者如铃木虎雄眼中就被夸大或扭曲为“衰落”。
    必须强调：这种“不同步”和“滞后”现象，与铃木虎雄说的“衰落”，是两回事。唐代文论只是在相对意义上不如后人想象的那么发达或繁荣，但我认为这只是表明它的发展程度与文学艺术本身的繁荣相比较，显得“滞后”而已；充其量，这只是向前发展中的“不同步”和“滞后”，而不是向后倒退中的“衰落”。而且，从另一个角度说，何尝不可以把“不同步”和“滞后”之唐代文论看作是在为后世的文论发展繁荣积蓄势能呢？
    果然，到宋代，“诗文评”（中国古代诗学文论）不但不“衰落”反而得到大发展大繁荣，无论就其“深度”来说（如以《沧浪诗话》为代表对诗文本性特别是审美特性的认识达到新的深度）或者就其“广度”来说（诗话、词论、文话以及画论等等广泛出现），都是如此。欧阳修《六一诗话》有开创意义，它的许多观点常常为后人称道，如诗“愈穷则愈工”、“穷者而后工”，所引梅圣俞语“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见解十分高明。特别是严羽以禅喻诗，把握到诗的某种妙处，其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性情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玲珑剔透，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是那个时代之论诗高峰。苏轼“自然天成”的文论、李清照“别是一家”的词论等等，也都别有新意。
    另外，自南宋吕祖谦《古文关键》开启的古文（以及此后诗、小说、戏曲）评点，又增添了“诗文评”的新品种、新形式。[④]
    宋代是“诗文评”（中国古代诗学文论）名副其实的又一个繁荣期，是中国古代文化和文论的一个珠穆朗玛峰。[⑤]
    即使在金代和元代少数民族统治时期，中国古代诗学文论也有自己的贡献。
    所以铃木虎雄说“衰落于唐宋金元”，并不符合事实；尤其所谓“衰落”一词，用得甚为不当。
（六）明清：“诗文评”从“集大成”到“终结”
    到明清，“诗文评”走到它的“集大成”时代，也是它的第三个繁荣期。
    明代是中国古代诗学文论家和各种诗学文论思想空前活跃的时期，各种诗学文论著作也层出不穷。特别是前后七子的辩驳论争，左派王学影响下的新鲜文论思想的活跃，李贽、三袁、汤显祖等的大胆“叛逆”而充满独创思想的言论……使明代诗学文论以至整个学界热闹非凡；戏曲理论（曲话）、小说评点、叙事文论的发展等则是明代文论的新亮点。
    郭绍虞先生把清代称为中国古代诗学文论的“集大成”时代，是有道理的，他说：“以前论诗论文的种种主张，无论是极端的尚质或极端的尚文，极端的主应用或极端的主纯美，种种相反的或调和的主张，在古人曾经说过的，清人没有不加以演绎而重行申述之。五花八门，无不具备，从传统的文学批评来讲，也可说是极文坛之奇观。从这一点讲，清代的文学批评可以说是极发达的时代。”[⑥]这个时期，诗话、词话、曲话、小说和戏曲评点及其他艺术的论说……各种著作大面积出现，单以“量”言，几乎是以前各代同类著作的总和；而就“质”说，则出现了新的素质和品性，这尤其表现在清代后期一些睁开眼看世界的学者吸收外来学术思想，使自己的文论思想发生新变，最明显的例子是王国维吸收康德、叔本华思想对《红楼梦》的评论，梁启超等人吸收西方观点所阐述的“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等等思想。它们成为现代文论的胚胎或萌芽。
    从总体看，“诗文评”发展到清代，它“集大成”了，可以说熟透了，但也真的走向“衰落”或者说“终结”了。
    在第二编，我比较详细地探索和论述了中国古代诗学文论在各发展阶段（萌芽及第一、第二、第三繁荣期）的种种表现形态及其所以如此的种种根据。
    在此我要说明，我的着力点并非写一部完整而系统的“诗文评”史，而是探讨“诗文评”历史发展中的种种问题；所以严格说我在本书中写的不是“史”，而是“史论”。
（七）“终结”何以必然与“蜕变”何以发生
    在本书的第二编第六章的最后《地火在运行》中，我着重考察了“诗文评”为什么必然在清代走向终结，为什么“诗文评”一定会向现代形态的“文艺学”转化——即所谓从“诗文评”向“文艺学”转化的历史根据。
    所谓“终结”之必然，绝非某个个人或集团的力量所能左右，而是整个时代使然，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中国古代社会走到清代，数千年的帝王家天下的专制制度（包括周代的王国封建制和秦代开始的帝国郡县制[⑦]）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到末日。1840年鸦片战争，震惊了许许多多中国人；而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惨败，屈辱之极——中国人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么大、这么强、这么深的刺激。于是，更多的中国人被惊醒。中国人，各个阶层，在十九世纪前后这一二百年的长时段里，已经逐渐积蓄起越来越强烈的“求变”势态和呼声，加紧做着变革的舆论准备，那些时时刻刻关心着民族命运的志士仁人认识到，“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天下无数百年不敝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提出要“师夷”而“制夷”，进而逐渐认识到西方“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还在思想观念及议会制度，倘观念和制度优越，则使“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他们逐渐从器物层面、学术层面、思想层面、制度层面开始实践着变革，于是有“公车上书”，有“戊戌变法”，有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正是在所有这些人的努力下，最终火山喷发，推翻了大清帝国。帝国大厦从根蒂哗啦啦倾倒，随之，它的上层建筑包括其意识形态也必然走上终结的命运；诗学文论之中的一部分，自然也不例外。这是根本性的整个时代、整个社会的大变革。中国古代的诗学文论，也必然成为这大变革的一部分。总之，正是在中华民族不得不变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氛围之下，才积蓄了从“诗文评”向“文艺学”转化的巨大势能，才不能不随之有诗学文论“革命”，有新美学、新文论的萌生。
（八）中国现代形态文艺学：“混血儿”
    我在第三编（第七章）考察了中国现代形态的“文艺学”之百年历程和运行轨迹，以及它的未来走向。我要说明，正如不宜用“文学批评”称谓中国古代诗学文论一样，也不宜用“文艺学”称谓中国古代诗学文论，中国“文艺学”这个名称只适宜于中国现代诗学文论。
    现代中国文论（我统称之为“文艺学”）从萌芽起至今大约一百一十年左右；而“文艺学”以及“文学概论”、“文学理论”等名称是从西方和苏联引进的，它们在中国出现不过八九十年。就是说，中国的“文艺学”所指称的是百年多来中国诗学文论的现代形态，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在西方学术思想冲击下中国古代诗学文论发生质变之后的新形态。[⑧]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艺学是中外杂交之后产下的“混血儿”，是古今相融之后生出的新生命；它身上流着中外古今多种血液，而且是多种血液相融之后产生的一种新血液。它既有中国的传统元素，但又不是纯粹中国古代的，甚至不是纯粹中国的；它不是也绝不应该是中国古代诗学文论的翻版，而是它的现代化。它既有外来优秀学术文化元素，但又不是纯粹外国的；它不是也绝不应该是外国诗学文论的照搬、挪用，而是它的中国化——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现代形态的文艺学，是以西方血统为主体的“混血儿”，或者从总体说基本是依西方范式在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的。这个混血而整体呈西方摸样的新生儿的出现，虽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有缺陷。
    我还想强调几句：“混血儿”是文化发展的常态，是各种文化相交、相克、相融、相生之后出现的优秀果实，例如“意境”是“诗文评”的典型概念和核心概念之一，也可以说是“诗文评”的招牌概念之一，一说“意境”，人们自然就看到中国古代诗学文论与西方诗学文论相区别的显着标志；但它是“混血”的，它身上至少有中华民族和佛学思想两种基因。用生物学现象作比喻，单一物种内部的繁殖或近亲繁殖，只能造成物种的退化；而远缘杂交才能产生优秀品种。有条件地将这个原理运用于文化、文论，我想是适宜的。
    所以，中国现代形态的文艺学作为“混血儿”是一种美称，我高度肯定它，赞扬它。
    现代形态的文艺学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你、我、他，作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意识、有意志、有创造性的一员，当然参与了历史的创造，但历史的结果是历史运动的合力造成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绝不是你我他任何个人任意的人为制作。中国现代形态的文艺学亦如是，是历史使它成为现在的这种状态。我们应该接受历史发展的结果，并且沿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去作创造性的建设工作。
（九）诗学文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必须看到，诗学文论（以及其他文化）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它里边有各种不同的成分，因此必须对它作具体分析。就本课题而言，大体可把诗学文论内含的因素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属于意识形态，或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一部分属于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没有关系或关系不大。“诗文评”是适应旧的体制而生长发展起来的，而所谓适应旧体制，主要指的是它所包含的为旧体制服务的意识形态部分或者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的部分，如《毛诗序》中所谓“《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等等，即是如此。在那个时代，意识形态内容当然是“诗文评”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它以此而为旧的帝王专制体制所宠幸，并得以在这个体制下存活、发展。而当帝王专制体制灭亡时，诗学文论中的这一部分也必然跟着消亡。但是，“诗文评”还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是非意识形态的，与意识形态无关或关系淡薄的，如论述诗的声律、形神、风骨、意境，论述文体（体裁与文风等等），论述诗文的结构与法度、写作方法和手法……这些非意识形态的部分，并不随旧体制旧大厦的倾倒而消亡，它们是可以继承发展的，有些也是可以随新的审美实践、新的审美现实的需要而加以改革利用的；即使与旧体制的意识形态相关的某些部分，也可以参照当年冯友兰先生所谓“抽象继承法”，加以“抽象继承”，如“文以明道”、“文以贯道”、“文以载道”、“劝善惩恶”……在今天也可以“抽象继承”、改造利用，为现代文艺学中阐述文艺的审美教育作用服务。
    关于“蜕变”问题，或曰中国古代诗学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包括所谓“失语症”问题），十几年来学界曾发生过比较激烈的争论。我认为，古代诗学文论向现代形态的文艺学“转化”的命题，是成立的，是合理的。中国现代形态的文艺学的确是由中国古代的“诗文评”蜕变、转化（包括“抽象继承”）而来，但它是注入外国基因、在强大的外力刺激和推动下进行的，外来优秀学术思想成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从总体说它是依外国模式生长起来的。不过，对于这种“蜕变”，有的人可能习而不察，或视而不见。中国古代诗学文论即“诗文评”是现代文艺学的“母本”，提供给它中华民族的基因——这基因，或隐或现，有形无形，有时你似乎觉察不到，而它却无处不在。外来的优秀学术文化，则提供给文艺学以“现代”基因。中外古今的互相碰撞、互相融合而发生“化学”变化，就是中国现代文艺学的诞生。
（十）防止两种倾向
    在今天的中国文艺学建设问题上，要防止两种倾向：只强调外来元素而忽视中国元素，或者只强调中国元素而忽视外来元素。
    如果说前者是“全盘西化”，那么后者就是“狭隘民族化”。
    所谓“全盘西化”，就是完全不要中华民族自己的传统。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都办不到。因为传统是与生俱来的，就像你的孕育和出生必然带着你的家族基因一样。任何个人想割舍传统都是痴心妄想，就像他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
    传统既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人们互相连接的链条，共同团结的粘合剂；也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文化（包括诗学文论）向前发展的基础。一个民族如果离开传统，它就是一盘散沙，它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也失去了发展的基础。
    关于传统，郑杭生在中国社会学会2008年学术年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论社会建设与“软实力”的培育——一种社会学的分析》中曾经引述英国学者吉登斯的有关思想：
    对于构建社会共同性来说，文化价值观的传统成分有着特殊的意义。比如吉登斯说：“传统是认同的一种载体。无论这种认同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认同就意味着意义。”如果说一个社会中的“所有的群体都是制造意义的工厂”，那么传统则是意义的集结点和重要源泉，也是民族智慧的库存、集体记忆的档案。借助这部巨大的“索引”，传统在我们与过去和未来之间形成连接，也成为了一种预见未来的工具，因而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呵护和安全。显然，这正是社会认同、共识与整合的基础。
    郑杭生所引述的安东尼·吉登斯的话，见于这位英国学者的两篇论著，一是刊登在《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上的《现代性与后传统》，一是三联书店1998年版《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的第12、13页。
    可见，不论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都对传统高度重视。我们没有理由忽视自己民族的传统。
    所谓“狭隘民族化”，就是夜郎自大式的浅陋和排外，就是抱着“中华之外皆夷狄”、“月亮只有中国圆”的观念，鼠目寸光，拒绝学习和吸收一切外来优秀学术思想。我们曾经在这方面吃过大亏。这是自取灭亡的思想路线，愚蠢之极。
    在当下，我认为应该更加注意防止前一种倾向，努力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这也是本书着力之处。所以，我特别关注中国现代形态的文艺学如何携带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丰富资源又吸收其他民族优秀学术思想走进现代、走向未来。我确信，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又正确吸收外来优秀学术思想而建设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形态的文艺学，必将以中华民族的独特面貌昂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迈进二十一世纪。
[①] 儒家的后辈如宋代理学虽然也继承先师的思想，但是他们以“道”、“理”为最高原则而蔑视“文”，程颐《伊川语录》在一段对话中竟然说出这样的话：“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専意则不工，若専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这是另一层面的问题，容后论述。
[②] 《诗大序》为汉代人所作，虽作为毛诗的序文，但后来人们总把它视为论诗的独立篇章；《礼记》被认为是汉代戴德、戴圣叔侄所编，据孔颖达《礼记正义》，其《乐记》成书于汉武帝时代，所谓“河间献王好博古，与诸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云乐事者，以作《乐记》事也”。学界对此有不同看法，仍在讨论之中。
[③] 见（日）铃木虎雄1925年出版的《中国诗论史·著者序》。此书最初由孙俍工译为中文，题为《中国古代文艺论史》，分上下两册，分别于1928、1929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六十年后，该书又由许总重新翻译，题为《中国诗论史》，由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我用的是许总的译文。铃木虎雄在《著者序》中说：“在中国文学的悠久历史中，真正的评论产生于魏晋以降，兴盛于齐梁时代，而衰落于唐宋金元，复兴于明清时期。”（该书第1页）
[④] 今读《社会科学报》2012年2月2日第5版刊登复旦大学第三届中国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通讯，海峡两岸学者畅谈“评点”，对自宋至清的评点学特别是金圣叹，评价很高。
[⑤] 刚刚从“中国文学网”上读到王水照先生答《文汇报》记者李纯一问（题为《研究“唐宋转型”与当今社会有密切联系》，原载《文汇报》2013-02-25），其中说到一段话很有参考价值，特摘引于下：
   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一代学者，对宋代文化及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评价非常高。他自己有一句经常被引用的名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来宋史专家邓广铭则说宋代文明“空前绝后”，当然“绝后”这个话说得比较满。还有学者特别指出，当今社会和古代社会的联系中，与宋代文化的联系最为密切。严复就曾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宋代社会从政治形态上还是以王权为主，但之前多是贵族政治，宋时则由于科举的繁荣和发展变成了一个文人社会，士大夫掌握了政权。这种情况跟当今的社会有更多的联系。
我非常同意王水照以及他所引述的诸位学者的的看法。——2013年2月28日补注。
[⑥]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6页。
[⑦] 这是近年来许多学者的共同观点。最近看到《读书》2011年第8期第江湄《傅斯年的“中国大历史”》一文对“中国大历史”作了如下表述：封建（周）——专制帝国（秦）——现代（辛亥革命）。认为由“封建之天下”入于“郡县之天下”完成于春秋战国之交；这也是由“家国”到“官国”的变化。我大体同意这种表述，但说由封建到帝国是“由‘家国’到‘官国’”，则恐不准确，“帝国”也是“家国”，是皇帝一家之国，“官”不过是皇帝的“家臣”。
[⑧] 张法《中国现代文论：在与世界互动中的复杂演进》（《文艺争鸣》2012年9月号）说，中国现代文论开始时（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文学概论”名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受苏联影响称“文艺学”，改革开放之后接受英语世界观念，渐用“文学理论”这一名称。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为了简便，我仍称之为“文艺学”。